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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- 陈银霞
编辑 - 王之言
今年的保研季刚刚结束,新一轮的比赛开始了。一些学生像打仗一样,提前布局,精心谋划,但不是为了冲名额,而是“防举报”——
有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刻意与同学保持距离,不和室友说笑,不和本班同学交朋友,不轻易发表意见。有学生不敢发朋友圈,还把吹风机寄回家,以免被人抓住使用违规电器的把柄。
一位高校辅导员说,这几年,学生之间互相的举报明显变多了。他也观察到,很少有举报是出于维护规则的公平性,更多是落选者对竞争成功的同学发起的缺乏实质证据的举报,这些举报也没有成功。
但很多时候,不是“举报”管不管用,而是关于举报的想象,让一些人患上了“被迫害妄想症”。
建立防线
在一则求“保研防举报”建议的帖子里,刘恒留下了他的经验:“从大一开学就弄一个小号微信不发朋友圈,把所有学校的人隔离出来。”
刘恒来自辽宁,大四在读,刚以年级断层第一的成绩保研上岸。他高考完,就定下了保研的目标。也是在那时,他刷到过不少大学舍友互相举报的短视频,吐槽一句军训太累,花钱大手大脚,或发个过圣诞节的朋友圈,都可能被截图做文章。
刘恒知道,一旦被举报,留下污点,可能会影响保研。他决定,从迈入大学校门起,就对别人设起一道防线。
三年多来,刘恒独来独往,上课、吃饭、自习都是一个人,团队竞赛也是一个人报名。回到宿舍,他拉上床帘,在隔绝的床上学习、娱乐、休息。偶尔室友聊天,他都是笑笑不说话,也不跟室友去聚餐。
同学们讨论热点新闻时,刘恒从不接茬,尤其是人多的时候——他怕“祸从口出”,“现在大家维权意识都比较强,录音也很方便,耳机、手表、手机都能录音。”他仅有的两三个好友,要么是不同届的,要么是其他学院的,“没有利益冲突”。
在线上,他也活成了另一个形象。碰到重大节日,他的朋友圈就准时更新:“过年好啊”“国庆快乐”“中秋团圆”。他说,同学们都知道这是人设,但互相都不戳破。有同学比他更极致,转发人民日报链接、与专业毫不沾边的行业峰会,就像上班打卡一样。看到大部分同学都在转发,刘恒感觉不发不合群,他也发。
在我们电话交流时,刘恒也很少脱口而出。他的语速缓慢,似乎每一个词都经过掂量,回答也尽可能模糊。他常用“敏感话题”指代他不能直说的内容,在我的追问下,他才提到,吐槽学校、老师或大机构,比如“某个企业”,都算敏感话题。他觉得像“胖猫事件”这样的新闻就很敏感,因为涉及“男女对立”。
在刘恒看来,大学生的私生活也要足够干净。另一位刚保研上岸的学生告诉我,最近一年,她都不敢发朋友圈,还把吹风机寄回了家,隔一天去外面理发店洗一次头,就怕被举报使用违规电器。拿到保研名额后,她放弃了今年所有的奖学金申请。即便如此,到了公示期间,她还是梦到被举报了,理由是骑电动车没戴头盔。
“翘课是最容易掌握证据,也是最容易被举报的。”刘恒说,反而学术造假很难被举报。他解释,保研里有不少“暗箱操作”,竞赛、论文、专利都可以花钱挂名。在他们学校,曾有数学专业的学生,申请了一个软件专利,发了一篇算法论文。同学都看出了不对劲,但拿不到交易记录。
刘恒就这样度过了大学的前三年,并如愿上岸。我问他,这样的状态,不就丧失了很多交朋友的机会?
“人和人聊得来的可能性很小,聊不来的可能性很大。”他说,“我会去扼杀一些不确定性。这样带来的好处还要多一些,最起码不会带来坏处。”
开始异化
李砚是一所大学的辅导员,已经工作8年了。从2020年开始,他就注意到学生之间的举报突然多了起来。“以前几年才有一次,2020年有两三次,去年有十来次。”
不止保研,大到评奖评优,小到学生晚归都能引起举报,有时甚至举报到省教育厅或社交媒体。每次名单公示,他都会看到有学生过来拍照。“不拍照怎么监督呢?”学生对他说。
处理了几十起举报后,李砚发现,绝大多数举报都没有证据,也没有成功。并且,举报者通常是利益相关方,比如落选者认为自己的利益受损,因而对竞争成功的同学发起缺乏实质证据的举报。有一年评选国家奖学金时,李砚收到了一封举报邮件,称一名国奖候选人的个人生活作风不行,花钱大手大脚,不能起到带头作用。在李砚看来,这是单纯发泄情绪,“太过主观,又没有提供证据”。
相比之下,纯粹出于对规则模糊或程序问题的质疑而举报的,只占少数。在李砚的记忆里,只有一例是接到举报后发现存在问题的。那是一次奖学金评选,老师将两次评议会议合并到一起开了。学校复核后认定,程序上存在问题,但没有改变评选结果。
李砚说,保研举报背后,是学生从小就被培养成“资源争夺者”,一切有利的都要去争夺,而保研相对来说是一条上岸的捷径。进校之后,学生们会仔细研读保研规则。一位“211”院校班主任说,今年还有新生问她,“有没有超越别人的捷径”。为了保研加分,有同学伪造贫困证明,李砚打电话给家长才得知,学生是公职家庭。还有学生嫌分数太低,不停找任课老师改分,甚至用给老师评教打低分来威胁。当竞争走向激烈时,学生“愿意与所有人为敌”,李砚说。

资料图。图源视觉中国
这和方媛的感受一致。她说,她和同学的关系走向 “异化”,就是从大三她决定竞争保研名额开始的。
方媛本科就读于一所“211”大学,所在专业的保研名额只有五个。大二下学期,她跟第五名的绩点相差0.1分,那时她想保研的心是50%。到了大三的10月,她拿了两个国奖,跟第五名的差距一下缩小到0.05分。这意味着,只差一脚,她就能跨入顶尖高校的大门。她想保研的心达到了100%,“我必须拿到”。
为了追赶0.05分的差距,方媛“每天睁开眼想的是要怎么拿奖,闭上眼想的也是明天要怎么拿奖”。队友写的比赛材料,她不放心,一个字一个字盯着。她只愿意跟别人聊论文,谁要拉着她聊闲天,她就会挂脸。晚上11点多回宿舍,她还要继续刷保研经验贴。方媛意识到自己像变了个人,做什么都要计算。
同时,方媛也怀疑自己被人“盯”上了。在宿舍楼大厅跟队友讨论竞赛时,她发现有同学一直站在不远处刷手机,时不时抬眼看自己。在自习室,她看到一个同学把书放在二楼,人却转到四楼,经过她时眼睛似乎一直盯着她的电脑。同学来串宿舍,她也觉得对方好像在偷瞄她的课本。“就跟有雷达一样,你做什么都能被发现。”
她甚至觉得有人总跟着自己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她去找老师写推荐信,出来时,发现一个女生正站在门口——那是班里一个要保研的女生,正拿着水杯,似乎准备去接水,“但是周围根本没有饮水机”。方媛怀疑,这个女生在门口偷听。她说,这已经是那天第三次撞见对方。
刘恒庆幸自己一早行动,避免了在大三跟同学“撕破脸皮”。他说,头两年同学间还会维持基本的体面,到了大三,关系好的也会互相隐瞒竞赛和论文数量,甚至撒谎。刘恒也被两三个同学发微信问过,他都已读不回。
和刘恒一样,方媛也开始主动“隔离”。在自习室,她会挑选周围没人的位子。竞赛讨论,也会约在私密的咖啡厅或餐厅。大学前两年,室友间还有说有笑,到了大三,几个人都默契地不再讨论学习。大三下半年,一半的室友搬了出去。
去年九月,保研结果公示,方媛成功上岸。第二天清晨,她去老师办公室签字,推开门就看见一位室友坐在地上,当着在场师生的面,哭得满脸通红。看见方媛,室友伸手指着她,说要举报方媛的保研材料有问题,走后门。
室友在大一就定下了保研的目标。她的博士男友也经常打来电话,激励她要努力。室友也总是一个人,上课永远坐在第一排,寒暑假留校,不加入任何社团。方媛在室友的对床,不过大学前三年,两人没说过几句话,回到宿舍都是各干各的,就像合租关系。
方媛决定保研时,室友的绩点稳居班里第三、四名,两人的关系没有太大变化。到了大三下学期,很多同学都在竞赛上拿了奖,方媛估算,室友慢慢掉出了保研名额范围,但她自己似乎没有意识到。
直到保研名单公示,方媛以0.01分的优势超过室友,拿到了专业最后一个保研名额,两人的关系才破裂。
举报那天,室友在办公室“闹”了一上午。老师带她查看了一遍方媛的材料,没有发现问题,她才作罢。从办公室出来后,方媛删了室友的微信。室友当天搬离了宿舍,毕业典礼也没参加。两人再没见过。
这件事在学校里传开了,五六个想保研的学弟学妹都来找方媛打听,害怕这种事落在自己头上。
为了公平还是私心?
学生们都不希望自己身边出现“举报者”。我很好奇,在举报者的视角,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的?
章怡就是一位举报者。不同于刘恒的谨慎,朋友圈里只有一条横线,章怡的QQ空间完全向我敞开,她说这样我就能看到她去年转发的举报帖了。
原帖发布时间是去年9月12日。那天晚上,章怡正跟男友在外面吃饭,年级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:保研名单已出。出于好奇,她下载了附件,一个男同学的名字出现在名单的前列。章怡感到震惊,“为什么出了这种事还能放着他保研?”
她跟男友吐槽,4月份时,班里有个女生丢了一辆自行车,章怡后来听同学八卦,是班上这个男生骑走了,失主调监控才找到他。他写了道歉信,称是误骑。“这件事击穿了我对他的认知。”章怡说,她是一个连闯红灯都无法忍受的人,她认为男生的行为是“偷东西”,更“恶劣”,“不像是有正常道德的人可以做出来的”。
保研公示名单上写着,“如有异议,请向教务处或纪委(监察处)提出”,并附上了两个邮箱。章怡决定写一封举报信。
男友支持她,还帮她找了举报信的模板。章怡写了两封,男友也写了两封——他觉得校外人的举报,更能引起重视。当晚8点多,4封举报信发了出去。整个过程不到1小时。章怡说,她是在愤怒和不平下做的决定。
后来,章怡跟被偷车的女生提起此事,对方却说不想纠缠。章怡猜测,她可能是迫于保研压力不想追究,于是决定独自揽下责任。她告诉女生,你可以假装不知情。
等待举报结果的那几天,章怡才感到后怕。她发送举报邮件的邮箱,跟她的QQ号相关联,相当于实名举报。她担心学校卡她毕业,她的绩点卡在毕业要求的最低分数线边缘,第二课堂还差4个学分。每次收到辅导员发在群里的消息,章怡的神经就会紧绷一下。
五天后,她收到了教务处发来的《关于检举信的回复》:经多方核查与综合研判,该事件不构成影响该生推免资格的情形。
章怡很失望。当天,她将私发在QQ小号上的举报邮件公开,并转发到大号,还新开了一个小红书账号同步公开。“我觉得太不公平了,想要通过舆论渠道对学校施压去扭转结果。”
举报帖里,章怡给男生的学校、班级和名字都打了码,她说自己比较注意“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”,不想引起网暴,让他“受到超过他应受的惩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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