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中校友又添一名院士！汪军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

五点半的班车

汪军

离开金陵中学，已经三十多年了。记忆中的校园，像一张渐渐褪色的老照片，仍停留在当年的模样。从东门进去，是一条向西延伸的小路。路两旁的树还不高。东课楼在，小礼堂也在。再往前走一段，便能看见钟楼。许多事情已经记不清了。有些同学的名字渐渐淡忘，有些教室在哪一层，也不再确定。唯独校园里的那些路，仿佛从未在记忆中消失。我仍知道在哪里拐弯，从钟楼往哪边走是大操场，往哪边走又能找到图书馆。甚至还记得西课楼的木地板。少年时常在上面奔跑，脚步落下，便是一阵吱呀，吱呀的声响。那时候我家住得远，在孝陵卫的省农科院。当时我们去新街口，叫“进城”。每天上下学都要坐农科院班车。下午放学以后，很多同学已经回家，我却要一直等到五点半。所以一天里，我最熟悉的，反而是放学以后的校园。铃声过去以后，人群渐渐散了。教学楼的声音慢慢低下来，操场上还会有人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喊叫。太阳已经斜了，树影拉得很长。离五点半还有很久。我就在校园里走，并没有什么目的。

东课楼：实验课与航模小组

有时候从东课楼开始。那是一栋很老的、具有西方古典主义特征的房子。东课楼的台阶通向高高的拱门，一排排窗子整整齐齐，显得朴素而庄重。我们的生物实验课在那里上。实验室里摆着一排显微镜，印象中一排六台。我们把眼睛凑上去，看玻片里的植物细胞。我一直记得第一次看见植物细胞的感觉。课本上的图突然变成了真正的东西。我们也解剖过青蛙。屋里还有福尔马林的味道。玻璃瓶里泡着各种标本，有些很吓人，印象中甚至还有人体标本。我们怕，却总想看。东课楼里最顶层驻扎着航模兴趣小组。我那时只是初中生，他们好像主要收高中生。我很想参加，就去敲门。老师并不太想收我，说要在班里达到某个名次才可以来。也许他只是想把我打发走。我却真的去找老师开了一张成绩证明，又拿着它回来，第二次敲门。这一次，他让我进去了。后来究竟做过什么航模，到底待了多长时间，我已经记不清。只记得代表学校在南京市风筝比赛中上随意地拿了名次。

小礼堂与钟楼：当年经过，后来回望

从东课楼出来，沿着小路往西，是小礼堂。我们那时候叫它小礼堂，其实原来是一座礼拜堂。单层，带一点哥特式的样子。年级开会常在那里。十几岁的年纪，我们对小礼堂的来历并不好奇。开会时坐进去，散会了便出来。后来在欧洲生活，才渐渐学会停下来，看一座教堂的窗，看它的屋顶，看光怎样落进屋里。再想起小礼堂，才觉得，当年急着走出去的那间屋子，原来也值得多坐一会儿。

小礼堂再往前，是钟楼。三层的小洋楼，最上面有钟。钟楼的拱门前有几级台阶，长窗整齐地排列着，中央的高塔越过屋顶，远远便能看见。它是整个校园最醒目的建筑，校领导的办公室也在里面。对我们来说，那是一栋每天经过，却不常进去的楼。放学以后，校园安静下来，我常从钟楼附近经过。从这里往一边走，是口字楼、西课楼、老体育馆和大操场；往另一边走，是图书馆。不知道去哪里也不要紧，反正五点半还没到。

口字楼：关于味蕾的记忆

口字楼当时是学生宿舍和食堂。关于它的记忆，是有味道的。那时候，家住得远的同学要从家里带米，到学校蒸饭，中午再去食堂买菜。我一直记得番茄鱼，酸酸甜甜；还有一道“三鲜肉圆”。每份里的肉圆有多有少，菜一到手，大家便先数一数：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谁多一个，似乎是件很值得高兴的事。

西课楼：少年的审美萌芽

从口字楼再往西，是西课楼。西课楼是两层的老房子，藏在树荫里，青砖墙上排着细长的窗，走进楼去，木地板便吱呀作响。我们在那里上美术课、音乐课，也上劳技课。初中的时候学过打字，也做过一些手工。印象中，美术老师和音乐老师都很有气质。他们不是只把一堂课上完，他们自己是真的懂，也是真的喜欢。一个老师真正喜欢一样东西，学生是感觉得到的。我从小喜欢画画，只是画得不大好。每次得到美术老师的指点，心里总是很高兴。有一次用水彩画西瓜，画着画着，竟有了一点立体的样子。我自己看着欢喜，老师也给了我许多鼓励。那时候当然不懂什么叫“审美”，只是觉得画画有意思，音乐也好听。很多年以后，我会一个人去威尼斯双年展看当代艺术，也会在电影节两天看七部电影。有时候想起当年的老师，觉得一个孩子对这些东西的喜欢，大概就是这样一点点养起来的。

体育馆：那个不肯下场的少年

西课楼南边，是老体育馆。老体育馆横卧在操场边，宽宽的坡顶下，几道圆拱门与高大的拱窗一字排开。操场跑道一圈大约三百二十五米，中间是一大片足球场。我跑得快，喜欢踢边锋，球其实踢得一般，却总舍不得下场。到了高中，临近高考，我们还是会偷偷跑出去踢球，直到班主任来把我们叫回去。多年后同学聚会，说起当年为了踢球和班主任较劲的事，大家还会笑起来。如今住在伦敦，儿子也喜欢足球。每到周末，我们便去看他的比赛。他沿着边线追球，我的目光也跟着跑。有时球已经传出去了，他还在往前冲，仿佛前面总有一个来得及赶上的机会。我站在场边，忽然想起当年的自己。隔了这么多年，我才从场边看见，原来那个迟迟不肯离开操场的孩子，是这个样子。

图书馆：没有目的的阅读

如果不去操场，从钟楼往另一边走，就是青年会的老楼。这是一座规整、朴素的西式两层砖楼，那时候是图书馆。因为要等五点半的班车，我常去那里，借一本书，或者随便翻翻杂志。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，只是还有时间，那就看一会儿。我现在的办公室里，总是堆满了书。有些读过，有些读了一半，有些只是一直放在那里觉得安心。

教学楼：被老师“看见”的路

从图书馆再过去，是初中部和高中部的教学楼，两个唯一“新式”的建筑。很多老师，现在也只剩下零散的印象。初中数学老师姓脱，叫脱新祥。他觉得我数学还可以，便让我去参加课外的数学奥林匹克培训班。老师让我去，我就去了。每个星期去一次，渐渐也成了日常。到了高中以后，我对物理更感兴趣，就开始参加物理奥林匹克的课外学习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也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科目。现在回头看，我觉得老师对一个孩子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是看见。孩子自己未必知道自己擅长什么，老师有时却会先看见，然后说：你可以去试试。有些路，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。高中班主任张政宗老师教物理。他不只是教物理。他会给我们额外辅导，也会请别人来讲一些课堂之外的东西。印象里，还请过心理学家来给我们上课。他特别重视学习方法。有一个方法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叫“尝试回忆”。一堂课上完，不要马上打开书。先合上，想一想：今天学了什么？还能记得多少？哪里是真的懂了？哪里其实没有懂？然后再去看书。当年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学习方法。多年以后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办法。学习以后，要回头看看，到底留下了什么。现在写这些往事，好像也是在做同一件事情。先把书合上，闭上眼睛，看看还能想起什么。高中几位英语老师，教法也各不相同。有一位原先教俄语，后来改教英语，很重视语法，一句话要拆开来，逐一讲清楚。另一位更看重语感，让我们多读、多听，有些地方不必急着分析，读熟了，自然就知道该怎么说。那时候，同样一篇课文，换一位老师来讲，听起来也会不一样。如今他们讲过的语法大多记不清了，倒还记得课堂上这两种不同的节奏。高中的语文老师又是另一种人。小个子，很随性，却很讲究自己的仪表，常常西装革履。讲课也不是为了把课讲完。尤其讲小说的时候，他会忽然很投入。一个人物为什么这样写，一句话为什么放在这里，他总想把小说里真正好的东西告诉我们。有时候讲着讲着，好像已经忘了这只是一篇考试里的课文。他说过些什么，我现在已经记不全了。但我后来一直喜欢读小说。这大概比记住哪一道阅读理解题更重要。

闭上眼睛 它们还在原来的地方

下午五点半快到的时候，我会往校门走。有时候从图书馆出来，有时候从操场回来，有时候只是从那些楼之间慢慢走过去。班车来了，上车，回家。第二天再来。六年大概就是这样过去的。那时候，等到五点半，只觉得一个下午很长。后来离开南京，许多年却很快过去了。城市换了模样，学校里的老楼也陆续拆去。东课楼、小礼堂、口字楼、西课楼，都不在了。我没有留意最后一次经过它们是什么时候。那天大概也和平常一样，班车来了，我就走了。到了知天命的年纪，我才明白，有些地方并不是在离开以后才成为故乡，而是在它消失以后。你闭上眼睛。还能够一栋一栋地把它们放回原来的位置。钟楼还在。记忆里的校园，便有了原来的位置。

*作者注：以上插图取自网络，多为建筑初建时的面貌，与我1987至1993年在校时相比，虽有些细节不同，整体仍是记忆中的老样子。